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进一步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 

　　据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人员介绍，在典型案例编研过程中，注重围绕非法采砂等生态环境违法犯罪问题选取案例。其中“赵成春案”回应了非法采砂砂石价格如何认定、被雇佣人员责任如何认定等疑难问题。 

　　赵成春等六人非法采矿案 

　　要旨 

　　长江水域非法盗采江砂活动严重破坏国家矿产资源和水体生态环境，严重威胁长江航运及堤防安全，应以非法采矿罪论处；采运一体盗采模式可以采用“抵岸价”认定犯罪数额；运输者和采砂者事前共谋，以非法采矿罪的共犯论处；受雇佣人员与主犯相互勾结，积极实施非法采矿活动，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成春，采砂船船主。 

　　被告人赵来喜，运砂船船主。 

　　被告人李兆海等4人，采砂船和运砂船船工。 

　　2013年春节后，被告人赵成春与被告人赵来喜共谋，由赵成春负责在长江镇江段采砂，赵来喜以小船每船1500元、大船每船2400元的价格收购。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赵成春在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被告人李兆海、李永祥在长江镇江段119号黑浮下游锚地附近水域使用吸砂船非法采砂，将江砂直接吸到赵来喜的两艘货船上，后分别由赵来喜的雇工被告人赵加龙、徐培金等人驾船将江砂运输至赵来喜事先联系好的砂库予以销售。 

　　经鉴定，涉案江砂成分主要为石英砂，属于非金属矿产。赵成春、赵来喜、李兆海、李永祥非法采砂38万余吨，造成国家矿产资源破坏价值152万余元。赵加龙参与非法采砂22万余吨，价值90万余元;徐培金参与非法采砂15万余吨，价值62万余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2016年2月22日，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镇江市金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同步派员提前介入，提出三点取证意见：一是研究论证江砂是否属于矿产资源；二是重点收集有关盗采江砂数量的书证，并对江砂价值进行认定；三是查证受雇佣人员、收购江砂人员的作用和主观故意，评判是否构成犯罪。 

　　检察机关提出取证意见后，公安机关在如何确定江砂价值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江砂被打捞出水面，非法采砂行为即已完成，应以江砂的出水价格认定砂石价值。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江砂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认定砂石价值。第三种观点认为，结合本案开采、运输、销售行为的整体性，应以江砂抵岸价格认定砂石价值，但涉案江砂经赵来喜等人运输到镇江、南京等多地，运输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江砂的收购价格。 

　　承办检察官提出以江砂到达镇江本地的抵岸价格作为鉴定江砂价值节点，理由是：(1)本案系“采运一体”的作案方式，不应以出水价格来认定砂石价值;(2)犯罪嫌疑人将江砂运输到岸边并被砂商收购，其牟利目的才得以实现，以抵岸价格认定具有合理性;(3)犯罪嫌疑人在镇江、南京等不同地点销售，以距离较近的镇江本地抵岸价格认定，对犯罪嫌疑人较为有利。检察机关的意见获得公安机关认可。 

　　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了以下问题：一是江砂属矿产资源。国土资源部南京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和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出具的鉴定意见，一致认定本案江砂为细砂，成分主要为石英，为《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规定的非金属矿产中的天然石英砂(建筑用砂)，属于矿产资源；二是涉案江砂价值。公安机关查获了犯罪嫌疑人之间交接江砂船次、资金往来等书证，有效锁定犯罪嫌疑人盗采江砂数量，并根据犯罪嫌疑人作案方式、目的等，以江砂运抵镇江的被收购价为节点，认定了涉案江砂的单价以及盗采江砂价值；三是受雇佣人员构成共同犯罪。李兆海等四名受雇佣人员明知他人盗采江砂而积极提供协助，且四人长期从事非法采砂行为并多次逃避行政处罚，应认定为共同犯罪。 

　　(二)审查起诉进一步查明受雇佣人员作用 

　　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检察官经提讯查明，在日常盗采活动中，赵成春与赵来喜两名主犯主要负责谋划、组织，一般不在现场，由李兆海等四名受雇佣人员在采砂现场负责联络，敲定采砂具体时间、地点，以及负责江砂的交接、记账和现场签字确认等工作，四人对采砂现场具有管理职能。同时，经向有关部门调取近年统计年鉴、工资指导价位等资料，李兆海、李永祥等四人的收入明显超过当地一般船工，进一步证实了该四名受雇佣人员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 

　　(三)出庭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6年8月31日，镇江市金山地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成春等6人涉嫌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2017年1月17日，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赵来喜及其辩护人称赵来喜只是运砂，没有采砂，不应当定性为非法采矿罪共同犯罪。 

　　公诉人答辩：一是从犯意联络来看，二人事前共谋实施非法采砂活动;二是从本案操作流程分析，在非法采砂过程中，运砂与采砂不可分割;三是从犯罪目的来看，运输、销售是非法采砂牟取暴利的必然过程。赵成春与赵来喜分工协作，构成开采、运输、销售整体作案行为链，共同实施非法采砂行为，对长江砂业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应属共同犯罪。法庭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认定。 

　　(四)处理结果 

　　2017年4月28日，京口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成春、赵来喜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李兆海、李永祥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罚金2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赵加龙、徐培金罚金1.8万元、1.6万元。被告人违法所得1425200元予以追缴，吸砂船只予以没收。赵来喜不服，提出上诉。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警示与指导意义 

　　(一)赵成春等被告人在长江水域非法采砂构成非法采矿罪。近年来，建筑市场对砂石需求旺盛，受利益驱使，长江流域非法采砂现象屡禁不止。河砂是保持河床稳定和水流动态平衡不可缺少的铺盖层和保护层，在河道非法采砂，破坏河床结构和水流动态平衡，掏空防洪工程基础，使堤防控水能力下降，影响防洪安全。非法采砂行为还改变局部河段泥沙输移的平衡，影响河势稳定，导致废弃物、污染物随意排放，扰动底泥引发重金属污染，危害饮水安全，破坏长江渔业资源生存繁衍环境。检察机关应当严格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非法采砂情节严重的，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要合理确定非法采砂的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河砂是一种短期内不可再生资源，具有财产属性，天然河砂资源迅速减少，价格持续上涨。实践中，对非法采砂价值难以认定的，可由价格认证机构出具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江砂存在出水价、抵岸价、离岸后市场销售价等不同价格，以及因运输、销售地点的远近等因素导致价格差距较大的情况。对此，应从采砂工作原理、盗采运作模式入手，合理确定价格认定节点。对于采运双方未事前通谋，在采砂现场予以销售的，应以出水价格认定;对于采运一体实施犯罪，非法采砂后运至市场被砂商收购的，应以抵岸价格认定，销售地点难以确定的，一般应以较近的抵岸地为价格认定节点。 

　　(三)要准确认定受雇佣人员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受雇佣为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曾因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受过处罚的除外。实践中，对非法采砂活动中受雇佣人员的责任认定，除结合其参与利润分成、领取高额固定工资或者曾因非法采砂行为受过处罚外，还应参考其在整个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和主观过错，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分析评价：(1)是否明知他人未取得采砂许可，仍为其提供开采、装卸、运输、销售等帮助行为；(2)是否听命于雇主，是否具有一定自主管理职责；(3)是否多次逃避检查或者采取通风报信等方式帮助逃避检查。通过综合评价，对构成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确保不枉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