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
3月6日,马凯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报告中称,要组织实施投资体制改革；抓紧制定和完善投资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
3月8日,马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新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原则通过,将尽快出台。
种种迹象显示,投资体制改革的号角已然吹响,只待前行。
却顾"蹒跚"所来径
提起投资体制,最容易产生的联想就是一道道审批程序,一个个红色公章,一拨拨聚集在主管部门前的等候人群。
的确,传统投资审批制度从共和国成立起推行至今,程序之复杂,等待之漫长,让许多人望而生畏。不可否认,这种由政府直接投资、组织的经济体制曾经为奠定共和国的工业基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一五"期间,以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594项限额以上项目的建设,就归功于当时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
然而,没有创新的思维必然走向僵化。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传统的投资体制的理论认识和指导思想下,我国多次发生从投资总量到投资布局上的重大失误,损失浪费现象普遍存在。进入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在审批投资项目中的决策权力逐步扩大。然而,由于市场机制的缺失,投资决策失误仍屡见不鲜。90年代初全国性的"圈地运动",海南出现巨大的地产泡沫,至今还是许多人的梦魇。
观念的落伍让我们尝尽了苦头。1992年,投资体制改革迈出新的步伐。经常性预算和建设预算实行相分离的复式预算管理,国家开发银行的组建使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资金控制成为投资调控的主要手段。不过,投资体制的"老三篇"问题,投资规模、投资效益和投资结构依然困扰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原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田江海曾用一个"难"字,概括投资体制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董庆周说,将GDP增长等同于政绩,闹出很多怪事。洗头房成了大项目,重污染的夕阳产业也成了香饽饽。因此,要想真正深化和推行投资体制改革,一场"思想上的洗礼"成为必需。
"上下求索"觅真知
"两会"期间,坚持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理解新一届政府工作纲领的"金钥匙"。这场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恰如"知时节"的春雨,给新一轮投资体制改革注入了丰富的理论营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曾直言现行投资体制改革的弊端,"中国不缺资金,关键是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资金效益的理论前提也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发展,就是要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就是要摒弃将GDP作为衡量政绩唯一标准的思想。
众所周知,行政审批制是投资体制改革的焦点。财政部原部长刘仲藜就指出,政府宏观管理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突出市场的导向作用。全国政协委员段永基说,行政审批使少数有使用权的人享用了资源的巨大价值,这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分配。至于政府的作用,上海团人大代表李明豫建言,政府加强宏观监控,要变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建立评估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而据马凯透露,已经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将对政府的投资管理做出规定,促进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同时,将极大地扩大企业在投资方面的决策权,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新方案中,政府将对投资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对于需要利用国家财政性投资等政府投资项目,不论项目投资规模大小,仍然维持现有的审批制管理办法；对不需要国家财政性资金支持,但项目建设涉及国家安全、重要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的重大项目,实行核准制管理办法；对不需要国家投资、能够自行平衡建设资金和落实建设条件的一般竞争性产业项目,实行备案登记制管理办法。这得到了众多人大代表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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