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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条件下的我国农业技术进步
2003年01月23日 18时27分25秒
　　一、入世与农业技术外源供给的增长

　　(一)国外新产品引入与农业技术供给增长

　　入世后，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农业发达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由于贸易壁垒和其他人为障碍的消减而增长。这为我国农业领域的技术变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因为贸易是有助于技术传播的过程。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阿温·杨(Alwyn Young)，在技术知识总水平的发展遵循“边干边学”方程的前提下，将所有商品分为两个集合：“边干边学”正在发挥作用的商品(集合Ⅰ)和“边干边学”已耗尽的商品(集合Ⅱ)。由于技术知识水平的差异，发达国家商品多半居于集合Ⅰ，发展中国家商品则多半居于集合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可以加速以商品为载体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参与贸易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得到提高。史格斯罗姆(P·Segerstrom)、安南特(T·Anant)、迪诺波洛斯(E·Dinopoulos)的“南一北”贸易模式，具体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引入发达国家新产品所引进的技术进步过程。发达国家发明的新产品经过一个时滞以后，由于技术模仿而开始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当生产方法为世所周知时，生产就转向发展中国家。每一产品都经历了发达国家发明、出口、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这样几个阶段。这一模式探讨了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技术转移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英国经济学家阿格辛(P·Aghion)和霍维特(P·Howitt)，继承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提出了一个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即高质量产品不断生产，低质量产品不断淘汰的技术创新模式。这些理论有助于理解我国从农业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农产品的技术进步效应。

　　(二)国际资本进入与农业技术供给增长

　　在开放农业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农业资本的缺乏，在性质上就“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先进技术的引进紧密相连”。首先，“国际直接投资与任何其他国际资本进入都截然不同，将源头国家正在使用的生产技术直接引入”。其次，“与设备进口不同，技术不仅包含在接受国安装的机器系统之内，同时掌握在国际直接投资者、外国商人的手中”。与国际农业直接投资相随的跨国农业组织的建立，会带来发达国家高技术人才的流动，从而产生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技术外溢”。再次，国际农业直接投资可以“把源头国现实的社会关系也一并带进”，实现资本接受国农业经济管理技术的进步。

　　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和弗农·拉坦 (Vernon W．Ruttan)认为，资本丰裕、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国家，农业技术进步会沿着利用资本和节约劳动的方向展开；而缺乏资本和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只能走密集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路线。速水和拉坦的诱致技术变迁模式，是以国际间要素的非流动性假设为前提的。在开放农业条件下，速水和拉坦模式所描述的不同国家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差异，就不具有长期性特征。随着农业开放和国际农业资本的进入，在非农化进程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我国农业也可以实现由低资本技术向高资本技术的转变。

　　(三)国际农业科研的规模效应和知识外溢

　　现代经济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绝大多数经济技术和方法都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发明专利的比重，1967—1979年只有0．004，1983年下降为0．002。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活动，必须并且只能以世界上现有的科技成果为基础。

　　农业的开放，有利于世界整体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水平的提高，从而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加有利的农业技术供给的外部环境。首先，对于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来说，一方面，农业开放可以扩大其消费者基数规模，产生对技术创新投资的潜在利益的刺激；另一方面，一部分无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可以将更多的资源从现期生产转向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中。这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会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在扩大了与发达国家农业技术之间差距的同时，增加了外源技术的供给。其次，弗农·拉坦认为：“最近20年最突出的制度创新之一，就是一种新的国际农业研究机构体系的建立”。农业的国际化，会强化国际间这一制度的创新进程，促进不同国家在农业技术研究领域的合作。例如，在入世谈判中达成的有关农业问题的协议中，中、美两国同意加强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鼓励研究机构和农业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与合作。

　　二、入世与农业技术内源供给能力的提高

　　(一)国外技术的消化与模仿型内源技术的生成

　　从国外农业技术引进到其被国内广泛采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还需要通过适当的机构运用介绍、示范等方式，将新技术推荐给广大农民并使他们相信使用这些新技术是有利可图的。根据阿罗(K·J·Arrow)等人的“边干边学”模式，国外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是国内农民在实践中对新技术的学习过程，进而也是国内农业技术能力的提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业环境的差异，发达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不是可以在我国现成地拿来使用的。速水和拉坦指出：“农业技术在国际间转移时，受各国生态环境和要素禀赋的限制，技术不能直接转移。”就是说，许多外源技术的引进，是需要结合本国实际进行改造和再创新的。外源技术的“本地化”改造，是我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台阶。

　　(二)创新条件改善与原创型内源技术的增长

　　在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各国在生产那些能够比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就会有源于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比较利益的产生。在开放农业条件下，由于国外农业生产要素的进入，农民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素，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实现利润增长。大卫·贝文(DavidBevan)等人在《外部冲击的宏观经济学》中指出：“贸易冲击往往改变储蓄倾向。暂时性有利冲击特别会增加储蓄……”。如果这一结论是经得起事实检验的，那么，农业国际化所带来的贸易冲击就会加速国内储蓄的增长。罗默指出，新资本与知识之间是以固定的比例生产的，因为技术进步是由生产新知识的资本积累决定的。

　　农业的开放，也将有利于我国国内农业技术研究和开发水平的提高。第一，它可以使我国农业科研和技术创新获得外在规模经济，分享比在孤立状态下更大的技术知识基础。第二，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是一项需要巨大投资的事业。一个小规模的只有简陋实验室和个别科学家的研究机构，在创造适用于所在社会环境的新技术时，效率是很低的，不能获得多大成就。“适合这一任务的方法，一般要求要有许多各类科学家和辅助人员以及各种用于实验工作的昂贵设备，以便接近于达到最优规模”。农业国际化，在市场规模扩大诱发对农业技术研发投资激励的同时，又由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能力的增强，存在着扩大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投资的现实条件，从而有利于农业研究机构达到合理规模。

　　三、入世对农业技术需求的影响

　　(一)农业开放对农业技术有利性的影响

　　农民是否愿意采用新技术，主要取决于这些新技术运用后的盈利状况。在农业租佃制度既定条件下，使用农业新技术的有利性，由新技术产品的价格和新技术运用的收益两个方面决定。

　　在开放农业的条件下，农业技术产品的价格会由于供给的增长而下降，这从成本节约的方面提高了农业技术运用的有利性。农业国际对农业技术收益或产量的影响，首先与新技术所生产的产品的性质有关，同时决定于新技术所生产的产品市场份额的变化。

　　按照国际分工原则，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应当根据它们不同的资源禀赋，生产和出售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各国产品就具有一种互补性。在互补贸易的前提下，一国参与国际化，意味着产品市场空间的扩大和产量的增长。这无疑能够提高技术进步的有利性。因为，在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在生产中都有从于收益递减规律，建立在这些要素投入增加基础上的产出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技术创新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趋势，而且能够抵消甚或超出其他要素报酬递减的影响，因而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更为廉价的资源。舒尔茨反复论证了凝结在现代农业要素中的新技术的高收益率特征：“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必须能够得到现代的投入——机械、杀虫剂、化肥和其他东西。……从这些新式农业投入中能够获得的收益是很大的。”

　　建立在先天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可能产生一种锁入效应。它使两国生产专业化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在专业化生产中增加技能。如果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的是某种低技术含量或低学习速度的产品，它的技术进步率必然落后于生产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发达国家。所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拒绝被固定不变的相对优势概念所左右，拒绝被禁锢于对它们极为不利的国际劳动分工之中……”，它们逐渐转向具有高学习率产品的生产。这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会由不同产品之间的互补性贸易转向同类产品间的竞争性贸易。在短期内，竞争性贸易将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局面，由于产品的低技术含量，它们不仅难以开拓国际市场，而且不得不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其产量的减少成为必然趋势。这说明，传统技术的有利性在国际化条件下已消耗殆尽。发展中国家摆脱这种不利局面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创新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农业国际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推动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第一，改变了农业企业的激励结构。在保护国内农业的制度环境下，农业企业对政府的支持政策存在着某种依赖，市场信号并非引导农业生产者行动的唯一变量。国际化使政府干预变为中立，价格、成本、利润成为影响农业企业行为的基本变量。第二，加大了农业企业的竞争压力。农业企业只有通过技术进步、创新产品，才能够为自己求得生存空间。要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取胜，必须生产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技术先进性的产品。不同国家农业间竞争的加剧，会将争夺战线逐渐前移到产品的研发阶段甚至基础研究阶段。农业开放带来的竞争强化，直接增加了对新技术的需求，同时提高了技术进步的收益率，使技术投入更为有利可图。

　　(二)农业开放对农民知识和技能的影响

　　物质形态的农业技术成果，即使存在着现实供给，农民也认识到了其有利性，并愿意接受和采用，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农民必须懂得如何最好地使用这些新技术。就是说，较高的文化水平、运用新技术所需的相关知识和能力，是决定农民对新技术需求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农民学习新的有用知识和有用技能。

　　国际化进程中农业技术有利性的提高，必然刺激农民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同时激发农民对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在农业外向化程度较高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学习知识和技能的积极性也较高，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现代农业技术，是由高技术含量的现代物质投入品和成功地使用这些投入品所需要的技艺与能力两方面组成的。农业技术进步，表现为这两个方面的平衡增长。没有农业劳动者技艺和能力的相应提高，高技术物质投入品难以获得高生产率。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从国外得到高技术的物质投入品，但不能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得高知识和高技术素质的农民。“一般来说，贫穷农业社会只有通过向他们自己的人民进行投资才能获得必要的技能。”国外物质资本的进入，不仅要求国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相配套，而且为国内人力资本的提高提供了现实途径。“国际直接投资是知识和手段转让的时机，亦是当地企业的经营者——股东、干部、技术员、工人——学习甚至适应外国技术、组织方式和管理方法的时机。”伴随物质形态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农民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提高。这既是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之一，亦为非人力形态技术需求的增长奠定了相应的文化基础。

　　四、开放农业条件下的技术进步机构

　　农业开放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扩大了农业技术的供给源泉，使国内农业技术的供给曲线显著地向右移动；同时空前地提高了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有利性，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从而导致国内农业技术需求曲线也右移；与国际化前相比，国内农业技术的应用会在更高水平上形成均衡。换句话说，农业国际化将加速国内农业技术的进步。如果农业技术与普通产品一样适用于充分竞争条件下的供求分析，那么，加入WT0将加速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就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但是，技术产品与普通产品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罗默认为，技术或知识既不同于正常的竞争性物品，也有别于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二者共同刻画了技术的特征。技术的非竞争性表现在，一个厂商或个人对技术的使用并不阻碍他人同时使用该技术，技术的复制成本可以视为零。技术的部分排他性保证了研究厂商可以从技术创新中受益。技术或知识的非竞争性，意味着其生产和配置不可能完全由竞争性市场力量来控制。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技术或知识的社会边际产出与私人边际产出存在差异，每一竞争性厂商将不会选择取得社会最优量的技术或知识积累，结果，竞争性均衡增长总是低于帕累托最优增长水平。或者说，完全竞争条件下技术或知识的租金价格为零，技术或知识的生产就会由于不受私人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缺乏供给。这说明，即使农业国际化可以创造出有利于国内农业技术供给的积极因素，也不意味着仅仅依靠竞争性市场力量就可以保证国内所需农业技术供给的有效增长。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假设，资本等生产要素服从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因而，资本的报酬在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高于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如果资本品的贸易是自由的、竞争性的，那么新资本投资将会较多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两国间的资本收益率相等时为止。新古典增长模式的这一假说与经验事实间存在着矛盾。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这是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不是呈递减趋势而是不变或有所提高。这就不仅有效地阻止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外流，而且引起了发达国家已输出资本的回流，甚至吸引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如果说，技术的转移依赖于资本的转移，那么，竞争性力量所诱导的国际资本转移不可能有效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更不可能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巨大的技术差距。

　　以上分析表明，技术或知识的进步，包括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不是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自发进行的，很大程度上依靠发展中国家对技术进步和技术转移采取的反应。彼得·罗布森在肯定国际经济一体化可获得许多潜在收益的同时，明确指出：“区域一体化显然不能替代健全的国内经济政策，缺了后者也不可能成功”在国际化背景下的国内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种能够消除技术或知识社会边际产出与私人边际产出的差别，使现期产出由消费转移到研究中去的政策措施，都可以取得帕累托改进的效果，提高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

　　国际化背景下国内农业技术政策的设计，应遵循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政府的政策不是去取代市场竞争原则，而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第二，政策必须在国际规则、国际惯例的框架内建立。具体的措施可以是，对知识资本的持有、知识资本的积累或知识的生产过程提供补贴，并对知识资本以外的要素征税。或者说，政府对厂商所拥有的每单位知识支付一个依时而变的单位消费品补贴。这样，既可避免扭曲市场价格体系，又是国际化规则所许可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反映出国内政策的明确导向。必须注意到，像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科技人才供给还较缺乏弹性，“导致农业实验站开发生物和机械技术的能力有限，成为农业技术在国际间转移的最大约束条件。”因而，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应是加大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

　　参考文献：

　　[1][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英]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桑加亚·拉尔．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3][英]彼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4][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美]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6][日]速水佑次郎，[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8]宣杏云，王春法．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透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来源：《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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