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文学

守望　耕种　收获——关于《红河文学》

2003年05月08日

马明康

　　在写本文之前，作者在查阅资料时，看到一个卷宗里的一本记录本里，记录着80年代中期的一次文学讨论会上，一位年轻的作者说的这样一段话：“红河文学是南疆的一块山地，虽远离膏腴沃址，但这里山清水秀，别有天地，我们热爱这块山地，耕种这块山地，只要锲而不舍，勤劳耕种，我们也同样有好的收成……”十几年过去了，果不其然，从红河岸边走出的一批在我省，乃至全国民族文学界都有一定影响的一批汉、回、哈尼、彝等民族的作家，他们原来也是山谷坝子里的初生牛犊，《红河文学》这块山地的青草曾经牧养他们成长走向现在。《红河文学》在广袤的文学绿洲中的确只能算是迤南山颠中的一小片绿地，然而由于红河州几代文学工作者的始终如一的勤奋耕耘，她以所应保持的特色体现了自己在文学林地中的存在，对培养这里各民族的作家，提供了较为适于的水土，为红河州、我省，乃至我国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为发掘红河州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地域特色及风土人情，作出一定贡献，在两个文明及文化大州的建设中发挥了精神文化特有的作用。

　　《红河文学》从创办至今，已走过整整二十四个春秋，回首一个刊物的创办及其所走过的路程，她的诞生无不以时代的兴衰、社会的潮流，以及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所关联，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导致社会对文化希求应为必然。红河地区有较好的文化传统这是令人所知的，这就不得不提到个旧锡矿的开采，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关相作用，在历经两千余年开采的个旧锡矿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已经成为其鼎盛时期，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处于对市场的占领及资源的掠夺，个旧锡矿便成为其盘中之糕，于是随着红河航道的开通及滇越铁路的筑成，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入西洋文化也便随之渗透。于是这里变成了云南、乃至全国对外开发的前沿，据载，从上世纪初，蒙自，开远，石屏、个旧一带就有人创办地方报纸及刊物，随着西洋文化的进入以汉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和，滇南从这一时期起便开始多元文化的萌芽，并逐渐显示它的特色，随着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加速了滇南的文化发展进程，一些地方报刊创办及诗社的成立、便是这其中的体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物发展具有的两重性出发，应该客观地得以这样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在天翻地覆变的时代化中，50年代初，对文艺的重视及其发展势为空前。王梅定及一批随军南下干部及文艺工作者，以自己的艺术直觉，在不长的时间内便感受到了老工业基地及其周围厚实的文化底蕴。1952年、个旧继省文联成立之后便成立了文联，以地方报纸的副刊作文文学园地，不仅熏陶强化这一带的文学兴趣营造出其氛围，陈见尧、牛俊秋、官照庸、贾恩林等一大批文学新人，也在一尺五见方的园地培养下，如雨后春笋，在50年代末《个旧文艺》的创办中，他们成为刊物的骨干作者。也为后来红河文学的发展建构了较为厚实的基础。然而，和全国一样，十年文革对文学的难劫这里也无从幸免。

　　党的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底，随着文艺政策的落实及“双百”方针的恢复，红河文学的前身，由文化部门编印的《红河》问世，1980 年底红河州文联成立后，《红河》便由州文联主办、真正成为文学爱好者的园地，1985年更名为《红河文学》，至今已编印发行了101期，于民族自治州文化发展的需要，决定了《红河文学》的办刊宗旨：即认真执行贯彻“二为”及“双百”方针，把培养红河州民族作者置于首位，在努力保证刊物文章质量的同时，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以壮大红河州文学创作队伍。《红河文学》自创刊二十余年来，虽发行量不多，但交流面并不窄，除了每期有国家图书馆藏，并与国内近百家兄弟刊物交流，对所刊发的文章时而收到好评，便始终保持了边地文化特色。近年来北方的多家省、地级刊物主动联系以《红河文学》交流，并请本刊推荐稿子，这说明，在一定范围产生了其应有的影响，如果说《红河文学》在文学林中已经从幼苗成为一棵小树，除了州委州政府的关爱，有关部门的指导，也得到了省内外一些名家老师的支持与帮助；晓雪、李钧龙、张昆华，杨苏，杨自心等多位名师，曾为本刊赐稿赐教，不仅为刊物增辉添彩，也使我们受教有益，从办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力求改进和有新的提高。

　　70年代末新文学时期的开始、全国文学高潮的兴起以及《红河文学》创刊的及时，在巩固原有作者阵容的同时，一批青年作者脱颖而出，1982年，元阳山城的艾扎，在经历了数年的上山下乡知青生活回到城里后，从生活的磨砺及对时代的感悟中爱上便走进文学，他出手不凡的处女作《勒松》，在《红河文学》发表后便产生反响，被其他刊物转载，被认为是当时在红河地区所产生的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后来获奖这绝大地鼓舞了艾扎的创作热情，1984年初在《红河文学》编辑部举办的建水笔会上，他以知青生活素材写成了中篇小说《红河水从这里流过》，在海埂笔会改好后于同年发表于《边疆文学》。之后，他写出《爱，溢满红河谷》《马伴》等多部中篇小说，并出版了小说集：《红河从这里流过》《艾扎中篇小说选》及长篇小说《阉谷》。接着张绍碧、杨永明、邓宝山、邵春生、刘文兴也以生活厚实见长的诗歌、散文、小说在《红河文学》频频崭露头角，张绍碧后来出版了《新家》《随言私语》等小说散文集五部，杨永明也出版了长篇小说《绿林中将》，邓宝山的小说创作势如连发，80年代中期后，哥布、艾吉，富有江外山地韵味、深受哈尼文化滋润的诗歌散文与其清丽、自然、朴实的风格在《红河文学》频频展现，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莫独是他们之后，从《红河文学》这块山地走出又一位，颇具实力的哈尼族青年作家，他最初写散文诗，后来也写散文小说，先后在《红河文学》发表《绿色之恋》等一批优秀散文小说，其中的一些散文被收集在他的散文集《守望村庄》和《寨门》里。《守望村庄》在第六界全国民族文学“骏马”奖评选中获奖。红河是以哈尼、彝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州，围着《红河文学》这块山地的耕种，一批哈尼族作家迅速成长起来，形成自己的作家群，并不断地涌现其成果，丰富了我州、我省、我国民族文学宝库，这必将成为哈尼族文学发展史辉煌的一页。

　　九十年代后，在《红河文学》这块绿色的山地上，又涌现了诸如吴劲华、王若杰、汪泊、黄良全、李梦、路人等一批较为年轻的作家，他们思想活跃，手法新颖，勤奋进取，是红河作家队伍中的一股富有生气的骨干力量。《红河文学》吸吮红河文化的营养继承其优良的文化传统，在当代文学的进程中培养造就了一支富有生气、颇具实力的“滇军分队”，近五、六年来，有近百人出了自己的集子，这是《红河文学》得以保持创刊原旨，并有所提高的基本队伍和动力。

　　然而，由于时代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务必导致社会关系及生活结构调整，节奏的加快，生存利益的起伏波动，危机感的产生已成为现实，作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文化现象的文学，也务必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起落，在人们用心掂量文学的价值时，面对生计，原有的一些作者开始离开了文学，刊物稿源不足已为常见，从80年代初起，文学青年拼命挤于文学驿道的热潮已经回落，编辑等米下锅的时辰也趋于常见。于是，得到一篇好稿子不亚于淘金有得之喜，两年前，我们在收到杨蔚冬的《爱情只在两人中进行》中篇小说后，便是这样一种心情。这样“淘金”便迫而行之，也就不在乎办法的新老，这几年来，《红河文学》每年都要办重点作者笔会，抓出一批质量上乘的稿子，作为垫札粮以维持选用稿子的主动性。当然，个别约稿、组稿也不放弃，总而言之，你得千方百计，不辞辛劳让刊物的“日子”过得下去。这是当下办刊不易之其一。

　　其二，是文学创作队伍的青黄不接，在《红河文学的》创作队伍中，进入不惑之年的作者过半，其余的已经是三十岁以上的擦边青年，二十来岁作者如凤毛麟角，对本地文学下一梯队何时形成的忧虑，作为办刊人不能没有。这样，极力地发现培养青年作者，已是当务之急。两年多前，州内一所中学职业班的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写了一部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虽不免稚嫩但很有基础，这几年，青年学生来稿者不少，但能有此感觉者尚未发现，能写出中篇小说的更是绝无仅有。因此，欣喜之余为鼓励作者，不惜伤其筋正其骨而通篇大动，小说发表后确实给了作者振奋与鼓励，但此后一连寄来几个短篇都无法成立，后来大约是毕业后寻职他乡，从此消声匿迹。这从一方面说明，文学人才的发现，刊物编辑举足轻重，但培养则要社会有关方面的通力合作，其中领导的关心是至关重要的。红河建设文化大州纲要的实施，对于文艺人才的培养造就则势在必然，因此我们确信，这将不仅仅是一种期待。

　　行内常言之“为他人做嫁衣”说明编辑是为广大作者服务一种职业，其甘苦多半与文字紧帖在一起，这其中也曾有过“伯乐相驹”之乐，有过不辞辛劳盈来的几分尊重，但注定编辑的内涵更多的是付出，甚至容不得懈怠和办点疏忽，因为这已经是你的职责。这些年来，我们虽为《红河文学》作出艰苦不懈的努力，但和有的兄弟刊物相比，我们还有明显的不足，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借鉴，使刊物的质量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的确，我们还得下决心继续努力。

来源：红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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